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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四十年:火锅之外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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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8 14:15: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要谈改革开放四十年变迁,北上广深,无论单拎出来哪一个都能谱写一部传奇。但那位老人的故乡,四川,似是少有人提及。

天府之国,从古至今,无论是金沙文明还是现今安逸的生活方式,总给人那么点遗世而独立的味道。

然而,看上去“偏安一隅”的四川,其实从未缺席改革开放的任何一个侧面,也从未缺席人们的成长经历。

四川的开放与包容,四川人的坚韧与拼搏,就藏在改革春风拂过的四十年中。

润物细无声。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置巴蜀二郡;汉属益州;唐属剑南道及山南东、西等道;宋置川陕路,后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至此始有四川之名。”

古往今来,四川虽受地质影响,经历了不少起伏,但同样出了不少能人志士。

每个人心中能代表四川的伟人可能都不尽相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提起四川人,却让人不得不第一个想到邓公。

在四十周年的每一个侧影里,我们看到邓公一个个扭转国家轨迹的手笔,也看到无数四川人民与自然灾害抗争,抓住时代的列车向前奋进的身影。

在巴蜀安逸生活方式背面,是四川人骨子里的坚韧和敢拼敢闯的精神。这份特质,在新中国的故事里被不断讲述。

50s、60s
工业化、大厂生活和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邓小平接过财政部长的重任,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展开。这一年不单是影响邓小平日后决策经验的一个开始,也是影响无数中国企业和个人命运的开始。

五年后,长虹机器厂在四川绵阳诞生。那时的长虹,作为“一五”计划中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国营企业,是被寄予厚望的军工基地。

长虹厂过去也被叫做780厂,早期和607所一起负责我国的机载火控雷达制造,也是我国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机载火控雷达,可以说是战斗机的眼睛,是指用来搜索、截获和跟踪空中目标,提供武器瞄准、射击和制导所需数据的机载雷达。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那个时代的人们体会得太深。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五年计划”就是一剂强心针,发展重工、军工来实现工业化势在必行。

除了吃饱穿暖,工业化,尤其重工业化,是这一时期,乃至其后二十年中国政府和经济体主要追逐的目标。

配合着“五年计划”和工业内迁的“大三线建设”,西南重工业实力日渐强劲。

在当时,能加入像长虹这样的厂子,为“国家干大事”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最大的荣耀。而做小生意,在当时都是大多家庭眼中“不稳定”的事。

无数的工厂大院随着厂子的发展建了起来,无数的年轻人子承父业,继续投入到建设的洪流中。职工院子里的木枪、毽子和“小团体”,见证了无数友情,爱情与亲情的悲欢离合。

70s、80s、90s
军转民、高考和“生活得好一些”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66年,邓小平被免去一切职务,开始了他失意的十年。这十年,同样也是中国失去的十年。60年代末7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崭露头角,中国却停滞不前。

最黑暗的时刻过去,即见黎明曙光。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职务,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三起”。同年,自始至终坚定教育重要性的邓公,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

1978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中国迎来了影响其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影响了神州大地。这篇讲话的背后,是邓小平身上那份四川人的胆魄,以及敢于改变,批判僵化和权威的精神。

这一切,都在悄然推动命运的转轮。

长虹机器厂,在这一时期前后迎来了“军转民”战略。

同一年,刘永好的父亲给家里订了《参考消息》来鼓励孩子们开阔眼界。

1979年,四川三台人赵勇,步入清华园,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三批大学生。

那一年,没人知道时间最终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长虹机器厂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代电视机巨头;赵勇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四川家喻户晓的长虹电子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四兄弟不知道未来会创建希望集团。

人们同样不知道,日常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巨大变化。

七十年代,人们结婚讲究要有“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加收音机。而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生产和技术进步了,人们荷包里稍微鼓了一点,三大件就变成了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虽然现在我们提起长虹,第一印象是长虹电视。但其实,长虹并不是国内最早的电视机生产厂,甚至远远落后于沿海和北京的第一梯队。

1970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诸如北京牌、金星牌和牡丹牌之类的电视机品牌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而长虹稍稍落后,1972年才正式上马电视机项目。

西南地区作为传统军品电子企业的强势地区,在科研和工业水平上一直是领先的,但帮助长虹实现弯道超车最重要的还是胆识。

1985年,倪润峰成了长虹机器厂的新厂长,而他上任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盘活做军工的国营老厂,“给工人找活干,给厂子找效益”。

长虹就这样开始了“一手军工,一手电视机”的研制道路。

同年,长虹彩电大楼工程奠基。一根剪彩红带,背后是泥土砌得那种农村老式围墙和工地,没有现在的花篮和长枪短炮,三两负责人一剪子下去,日后中国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就这样成立了。

谁也不会想到,远在西南封闭地区的长虹彩电,会是全中国电视厂中胆子最大的。

当时的长虹是全国新生的电视厂中有名的“刺头”。改革开放在一开始虽说放松了种种对于国营厂子的盈利限制,但人们的思想永远没有那么快。

可能是四川人民骨子里就带着大胆和包容。在同期“乖孩子”还在老老实实听家长话的时候,长虹就已敢为人先。

1986年,长虹彩电赶在国家相关政策关门前,从日本松下引进了彩电生产线。这不仅是当时松下最新一代生产线,也是国内同行业中自动化程度最高、单班生产规模最大的一条生产线。这条线,更是那一时期国家批准引进的最后一条彩电生产线。

也正是这条在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线,把新生的长虹拉上了第一梯队。

其后,长虹大胆使用起“独生子”战略。相比起其他国营电视厂按着上级要求“广撒网,宽布局”,什么赚钱弄什么,长虹顶住压力专心做电视,以保证质量和技术为第一要素,树立“优生优育”为口号。

胆子大的长虹,也是新中国第一家顶着彩电调控加税政策压力,走降价让利消费者,从而提升销量的家电企业。1989年,长虹全国范围内降价,这是中国家电业史上第一次降价。长虹积压库存销售一空,一战成名。

此外,它更是搞起了独特的“家电下乡”。春天的时候厂子将彩电送下乡,等到秋天农民收获了赚了钱再去收电视的钱。

质量好又不贵的长虹,何愁不火?

原来,“农村包围城市”“深耕三四线”“消费下沉”等等,这些现在创业公司频频提及的营销理念,都是老一辈玩剩下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限制逐步放宽,相比民营,国营厂享受着更好的资源和机遇。但有选择也就意味着差距会产生。

思想开放敢想敢做的长虹,将他的同僚甩在了身后。

从1990到2009年的近20年间,长虹电视第一的宝座,难以撼动。在其最辉煌的九十年代,据说国内每售出三台彩电,有一台就是长虹。1994年3月,长虹上市挂牌,那时被人称为“沪市第一蓝筹股”。

过去在厂子里的人每天在车间里干着同样的事,日子一眼看得到头。那时候的人们可能完全想不到长虹和后来的许多国营企业还有上市的一天。

改革开放给了长虹和无数国营企业选择的机会,抓住了机遇迎难而上的人们,总会受到时代的奖赏。

当时,长虹在国内不仅是销量领先,更是技术和方向领先。“长虹的动向、彩电的方向”这句话,便是在那时火起来的。

胆子大的不仅是企业,还有人。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如果说长虹从雷达生产基地到彩电领头羊体现了改革背景下四川国营企业的拼劲,闯劲。

那么刘永好四兄弟的人生轨迹,则体现了开放环境下四川人的胆识和眼界。

1985年,在倪润峰想着怎么样盘活长虹的时候,刘永好兄弟在青石桥的总店已经能每天卖出约300万个鹌鹑蛋了。

在那个时候,个体户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可刘永好四兄弟,正是从“体面人”的大道上走到这条“小路”来的。

80年代初,在重视教育培养的刘家夫妇养育下,大哥刘永言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工作,二哥刘永行在搞设备设计维修,三哥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而刘永好在毕业后成为了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学校的一名教师。四人均是收入稳定且工作体面的人。

每个月38.5元的工资,对于都想要“过得更好一些”兄弟们显然不足够。正好,改革开放来了。四人说干就干,卖了自行车,卖了喜爱的手表,凑了一笔一千多块的“巨款”。兄弟四人的第一“闯”,就走的是电视机和音响这条路。

80年代初,国营厂受到国家扶持,一路绿灯,道路通畅。但个人想走这条路,前路仍旧困难重重。

刘永好兄弟四人一开始提出组装电视机和音响给需要的人,本来受到了老乡的支持。但是一听说要“雇人”还要“分钱”,在生产队和老乡们看来,还是过于“资本主义”。

刘永好兄弟四人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不了了之。

好在四川,不仅老牌重工业工厂多,地也多。四川的企业除了军工电子、美食和酒,还有另一个发达产业——农业。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中国农业前十大省之一。据统计,2017年四川省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44.1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3498.4万吨,农产品资源极为丰富。

土地,离普通四川人的生活并不远。时间在这里似乎过得比其他地方都要慢一些, 不少老人现在还过着扛着锄头下田,养鸡养猪的生活。

更不用提80年代的四川农村了。鸡鸭鱼猪,柴米油盐是大多数人的生活重心。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想知道四川发展怎么样吗?
(数据来源: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也让同样身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者之一四川安了心。

1982年,刘永好四兄弟马上调转方向,作为专业户从养殖业起步,开始了他们的二次“闯荡”。

图片来源:新希望集团官网

他们一开始搞的是良种鸡养殖,高价收良种鸡蛋,孵出小鸡后就在成都的市场上卖。就是这么简单的模式,却也面临过银行不批私人贷款,收鸡蛋被狗追等难事,好在最后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

有了本金,四人养起了更贵的鹌鹑,那个时候一个鹌鹑蛋可以卖两毛钱。而四兄弟最大的优势正是技术和科学能力。在当时他们就有意识地使用计算机分配饲料和育种,并通过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的方法来降低养殖成本。

但面对外来竞争和新生的行业机遇,单做鹌鹑养殖已经无法满足刘永好兄弟四人。同长虹这样的国营厂类似,刘家兄弟同样有着放眼海外,学习赶超的魄力。

80年代末,泰国的正大饲料在国内大受欢迎。因为增肥效果好,虽然价格高昂,农民们还是愿意排着长队去买。

别人能做,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四兄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遇,果断从鹌鹑养殖转到了饲料加工,开始了他们的第三“闯”。科学技术,成为他们战略部署不可或缺的基石。

刘永好兄弟四人转战饲料的第一步,是建立完善的研制研发功能。

1987 年,希望饲料公司投资400 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并且投入了和建厂资金同样规模的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两年后,“希望牌” 1 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问世。只用了三个月,比正大便宜了60块钱的“希望”饲料就实现了销量赶超。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8 14:1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邓公讲话中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刘家兄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图片来源:新希望集团官网

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次南巡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也给刘永好兄弟四人和无数人带来了勇气,掀起了创业的高潮。

1993年,或许是受到改革开放氛围的感召,在清华呆了十三年的赵勇回到家乡四川,成为了当时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刘永好兄弟也开始了他们的国有饲料企业收购之路。就这样,希望饲料公司变成了希望集团,成为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其后集团业务越做越大,又变成了新希望集团。

1994年,希望集团成为中国500家私营企业排名第一位,正式面向全国发展。

九十年代的四川,家电有长虹,农业有希望。每个人的日子也都有了新的盼头。但是刘永好很明白,这种好仍是片面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仍面临各方压力。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

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未必听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家榜单中被频频提及,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发展的“光彩事业”,但我们一定都知道新中国历史上大陆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民生银行。而民生银行的牵头人和大股东之一,正是新希望集团和刘永好。

90年代初,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仍旧困难重重。改革初期的刘永好兄弟就遇到过类似的窘境。一方面是银行对私人民营的不信任,贷款主体大多还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经营也确实不容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封工商联名义的请求开办民营银行的信得到了中央批准,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诞生了。

图片来源:新希望集团官网

放在过去那个银行连私人贷款都没听过,生产队连“雇佣”和“分钱”都避之如洪水猛兽的时期,你说私人开公司可以改变个人生活,可以走出大山,可以成为国家经济变革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简直是异想天开。

按照刘永好的话说,“早期,我们是为了能够生活好一点;以后,我们是为公司形象好一点;再后来,就是为了兄弟们员工们大家日子好过一点;再往后,就是为了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

2000s
失落、奋起和新希望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邓小平谈改革

1984年十月一日,北大学生在国庆游行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这一画面通过电视信号传到了千家万户。

在80、90后的童年里,大多都有一台又厚又重的电视机。而很多人家里的那台电视名字就叫长虹。

那时的电视不管放什么都很吸引人,每次瞒着爸妈在写作业时偷看都不亚于一场“游击战”。电视打开时是在哪个台,音量原本是多大,遥控器的位置在哪里都要牢牢记得。但大多时候,只要爸妈摸一摸电视机发烫的后面就还是会被抓包。

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人们家里的电视越买越薄,画面越来越清晰,和爸妈斗智斗勇的日子越来越少,长虹也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1999年四川新希望走出国门,在越南建设第一家海外工厂。其后新希望集团几乎一年一个大举措,不但跨界乳制品生产、食品加工等行业,还积极谋求海外贸易合作。

新希望越走越远,老牌龙头长虹却在其后几年悄无声息地迎来自己命运的转角。

在市场经济的时期,人们有了选择,但结果也会变得残酷。就好像勇于奋进的私营企业能出海,跨界,国营厂也必须承受应有的风险。不能及时调整策略,甚至决策失误的龙头国企,也可能步入漫长的低迷期、面临整改甚至消失。

在低价抛售库存,开拓海外市场失败后,2004年倪润峰黯然离场,赵勇接棒长虹,为打开中国平板电视“缺屏”问题而布局上游产业。

现在我们看到的电视广告里,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液晶。但在21世纪初,平板电视还是等离子和液晶二分天下的时代。令长虹吃了大亏的决定,来自于其第一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在赵勇60亿押宝等离子流派后,平板显示业变天了。基于等离子产业链灵活不足等因素,液晶最终拔得头筹。

长虹在等离子项目上的失误导致业绩雪上加霜。昔日的国产第一,逐渐退至第二梯队,被海信、创维、TCL甩在身后。

知识渊博的技术大牛和军工背景的国企,放在过去听起来就是一个不会失败的组合。但改革本就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在市场化的今天,市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有相应的风险。

“三起三落”的邓公被人评价为“永远打不到的小个子”。身处四川的长虹,同样也是“打不倒的长虹”。

新世纪,长虹仍想翻身赶超。面对人工智能的日渐兴盛,长虹果断抛弃了它过去引以为傲的“独生子”战略,率先将人工智能与多个家电产品进行深度融合,同时推动的长虹“黑电+白电”[注]布局落地,和长虹基于互联网面向物联网的“新三坐标”智能战略的施行。

今日,长虹是四川企业级制造业百强双第一,中国电子百强第6位,并希望在2025年销售规模超过2000亿元。

改革四十年,六十岁的四川长虹就像曾经的邓小平有过辉煌,有过低谷,在奋起后还想继续闯。虽然目前长虹仍在追赶第一梯队、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前行,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它的努力从未止步,它仍想伴着四川、随着中国的家电产业走得更远。

而四川的私营企业,也在走得更远。

1993年,刘永好在人大进行了《私营企业有希望》的主题发言。而这样的希望和故事,在今天仍在孕育了金沙文明的蜀地上延续着。

从成都的第一家私营企业杨百万蚊帐,到川菜出海的狮子楼,从西南地区第一家鱼饲料厂到科伦实业,从简阳的街边麻辣烫到赴港上市的海底捞,四川人的商业故事,仍在流淌的岁月长河中闪耀。
四川省就业人数最近几年一直增长!
(数据来源: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结语

“改革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

四川人永远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整得很巴适”。整个群体都洋溢着一种独特的乐观。虽然生活在地震频发,地形复杂多样的环境下,他们多次遭受打击,但每一次都能坚强地站起来。

四川人的骨子里就是这么韧。“三起三落”的邓公是这样,四川企业和企业家也是这样。

敢拼敢闯的四川人从来不会放过自己手中的机会,也不害怕失败。毕竟在他们看来“天塌下来,我们在盆地里,有山撑”。

古蜀文明,曾被形容是开放且包容的文明。这样的特点也融入在四川人的骨血里,四川人活得安逸,却敢于拥抱所有变化。

改革开放最有魅力的地方,可能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精神上物质上的桎梏。人们走出来,发现了面前有许多条路。想怎么走,想去哪,都有了无限的可能。

无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军工国企还是泥巴地里走出来的私营巨头,只要勇于走出下一步,总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回报。

在邓公最后的南巡时期,他曾这样说过“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需要埋头苦干的不仅是国家和企业,还有每一个想要自我实现的我们。

对我们每个无名之辈而言, “改革春风吹大地,家乡旧颜换新貌”是不少人家过年时曾用过的对联,出处虽已不可考,但那份对改变的欣喜是实实在在刻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电视由黑到白,手机从大变小,想见的人可以随时见到,许多想做的事也不再只是空中楼阁。许多不可能逐一变成现实。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国家与个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无数艰苦岁月中穿行而过。所有留下的汗水与泪水,都成为了绽放在四川人民奋勇向前道路上的花蕾。

这一切,正如春风拂过,万物生长。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8 14:20:30 | 显示全部楼层
珠三角外省人排名:湖南广西遥遥领先,四川反超湖北


作者|孙不熟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其中有关珠三角的一组数据感觉挺有意思,制图如下:


总结几个信息点如下:

1. 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达到了5998.5万,其中净流入人口为2647.9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4.14%。也就是说,珠三角城市群大约平均每2.3个人就有一个是外地人,很可能是外地人密度最高的城市群。

2. 根据数据测算,珠三角城市群的外省人中,最多的是湖南人,大约399万人,其次是广西人(约370.5万)、四川人(191.19万)、湖北人(181.2万)、江西人(143.8万)、河南人(119.2万)、贵州人(67.53万)、重庆人(62.5万)、福建人(58.6万)。


3. 数据显示,珠三角的外省人来源比较稳定且集中,2017年和2012年相比,只有湖北和四川的位次发生了交换。2012年,珠三角的湖北人排在四川前面,而到2017年,四川人则超过了湖北人。

4. 和2012年相比,珠三角的外省人中,只有广西人的比例大幅提升,其他省份的外地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显示最近五年珠三角对广西人的吸引力仍在提升,而对其他周边省份的吸引力略有下降。

这可能和周边几个身份的强省会战略有一定关系,比如武汉、成都、长沙等强省会的崛起,对本省人的吸引力大大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分流了珠三角的吸引力。
看一下四川的近几年的常住人口吧!
(数据来源: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5. 数据显示,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密度为1033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7倍多,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的地区。而实际密度比这个只会更高,比如广深统计的常住人口都只有1000多万,而实际生活人口均已超过2000万人。所以,珠三角城市群实际生活人口,保守估计也有8000万人。

6. 这组数据基本显示了珠三角地区真实的经济和人口腹地,和泛珠三角经济区的范围也高度吻合。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备全国影响力,能否吸引到外省人是一个关键性指标。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8 14:23:51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川人是如何占领全国的

文丨西部君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日前发布。根据报告,这40年来,中国的人口政策经过了三次大的调整:

第一阶段:1984到2002年,逐步放开阶段,农民被允许进入县城以下的城镇、集镇务工经商;

第二阶段:2003到2012年,公平理念的提出及贯彻阶段,第一个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统性文件出台;

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全面推进市民化。

随着户籍限制的逐渐松绑,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动,在2002年后逐渐达到顶峰,并衍生出一年一度独具中国特色的春运现象。

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地域性文化,比如在海南随处可见操着东北口音的三省人民,再如各地学校打印店老板多是湖南人……

还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那就是川菜的流行。除了菜系本身的特色外,大量外流的四川人将口味带到全国,同样是重要原因。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四川流出省外的人口达1050.55万人,人口净流出量为777.7万,仅次于安徽,成为全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报告》也提到,各城市群省际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地包括两类,其中一类便是河南、安徽和四川等劳动力大省。在沿海三大城市群,上述省份均是主要的流动人口来源地。

那么四川人是如何一步步占领全国的?

01 四川人偏爱去广东打工

在上世纪90年代前,整个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都相当少。1982年其数量为657万,到1990年增加至2135万人,年均增长约7%。

1990年后,一方面户籍松绑,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中国开始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人口数量以每年约12%的速度增长,在2010年达到22143万人。

来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超过两亿的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的31个省市,其中人口净流出的地区有17个,安徽、四川、湖南、江西、湖北等中西部省份,是人口流失的重地。

这些地区往往是人口大省,人均收入相对偏低,但又不是绝对的贫困地带,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让农村出现大量闲置的劳动力。

以四川为例,2010年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可以跻身前十,不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461元,远远低于全国19109元的平均水平。

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两千万四川人开始迁移。当然这种迁移并非都是跨省,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周边地市到省会成都,省内流动人口数量也超过千万,剩下一千万奔赴全国各地。


与靠近长三角的安徽向江浙沪就近流动不同,四川人的路途要更为奔波,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珠三角,尤其是广东。在超过千万的四川外出务工人员中,36.88%都去了广东。

外出务工人员并非将目标都锁定在发达的东南沿海,西部大开发中收获诸多投资机会的新疆、西藏,因为地理上的便利,也汇集了大量四川人。

在四川人往外走的同时,也有外地人来四川打拼,只是规模只有百万左右,与西部第一的人口流出数量相比,显得不值一提。

02 留守之痛成为四川难题

关于职业选择,《四川流动人口现状及其影响研究》提到,四川流动到省外的人口,务工经商所占比例高达84.48%。分地区看,外出务工经商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南充市,超过90%。

由此说明,正如学校打印店的多是湖南人开的,外出务工人员相互交流影响,所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经济文化,是很常见的现象。

来源:网易数读

外出务工给四川人带来了更可观的收入,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也为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助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而省内转移的流动人口,对成都的崛起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的人口流动趋势逐渐达到顶峰的2010年前后,成都的GDP增速已经连续多年维持在12%以上。成都对周边地区的虹吸,人口正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四川人在省内向就业机会和固定资产投资更丰富的成都集中,虽然造成省会独大,但对全省的经济贡献整体是正向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省份选择“强省会”战略。

不过作为人口流出大省,省内人口流动的经济收益,无法抵消劳动力外流的损失,低于全国的生育率,在青壮年流失的前提下,加剧了人口外流的压力。

而且与人口迁移伴随的留守儿童现象,也成为外出四川人的难题。
看一下四川省最近的人口出生率吧!
(数据来源: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民政部今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其中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为76.5万,其次为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8 14:27:10 | 显示全部楼层
03 四川正在经历人口回流

2015年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拐点,具体表现为: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话不多说!看一下!四川的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在《中西部人口持续回流,“弱省会”终结?》,西部君曾提到,自2011年起,四川常住人口总量就开始逐年递增,保持较大增长幅度,2011年~2017年,平均每年增加37.2万人。

中西部人口回流,是产业迁移的产物,而非经济差距缩小的直接证据。准确地说,它只能说明中西部头部大城市,与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间的鸿沟在逐渐填平。

最典型的如成都,过去四十年来,与北上广深经济体量的差距逐渐缩小。1998年上海GDP是3801.09亿,而成都是961.9亿;2017年,上海是30133.86亿,成都是13889.39亿。

2010 年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省际流动人口就有6992万,占全国省际流动人口8588 万的81%。

东部的省际流动人口,大部分都来自中西部省份。这也说明,像四川这类中西部地区,人们的务工选择偏向于遥远的外省。

所以换个角度看,中西部省份将省会做大的战略意图很明确,那就是为外迁的人口,打造有吸引力的强省会,为回流人口提供经济和收入的高地。

在成都和重庆逐渐做大后,五大城市群之一的成渝城市群,成为人口流入的重要聚集地,很多原本想着远赴珠三角的外出务工人员,可以就近择业。

这种促进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城市群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源,进而汇聚人口;而人口的到来,则为城市群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和第三产业的消费空间。

在成渝城市群大发展的同时,四川人外流趋势将逐渐减缓;那些占领全国的四川人,也许还会回来。

 楼主| 发表于 2018-12-28 14:27:14 | 显示全部楼层
03 四川正在经历人口回流

2015年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拐点,具体表现为: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话不多说!看一下!四川的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在《中西部人口持续回流,“弱省会”终结?》,西部君曾提到,自2011年起,四川常住人口总量就开始逐年递增,保持较大增长幅度,2011年~2017年,平均每年增加37.2万人。

中西部人口回流,是产业迁移的产物,而非经济差距缩小的直接证据。准确地说,它只能说明中西部头部大城市,与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间的鸿沟在逐渐填平。

最典型的如成都,过去四十年来,与北上广深经济体量的差距逐渐缩小。1998年上海GDP是3801.09亿,而成都是961.9亿;2017年,上海是30133.86亿,成都是13889.39亿。

2010 年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省际流动人口就有6992万,占全国省际流动人口8588 万的81%。

东部的省际流动人口,大部分都来自中西部省份。这也说明,像四川这类中西部地区,人们的务工选择偏向于遥远的外省。

所以换个角度看,中西部省份将省会做大的战略意图很明确,那就是为外迁的人口,打造有吸引力的强省会,为回流人口提供经济和收入的高地。

在成都和重庆逐渐做大后,五大城市群之一的成渝城市群,成为人口流入的重要聚集地,很多原本想着远赴珠三角的外出务工人员,可以就近择业。

这种促进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城市群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源,进而汇聚人口;而人口的到来,则为城市群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和第三产业的消费空间。

在成渝城市群大发展的同时,四川人外流趋势将逐渐减缓;那些占领全国的四川人,也许还会回来。

 楼主| 发表于 2019-5-31 21:01:05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川人,我们的人口流动!你了解过吗?

2015年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拐点,具体表现为: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话不多说!看一下!四川的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在《中西部人口持续回流,“弱省会”终结?》,西部君曾提到,自2011年起,四川常住人口总量就开始逐年递增,保持较大增长幅度,2011年~2017年,平均每年增加37.2万人。

中西部人口回流,是产业迁移的产物,而非经济差距缩小的直接证据。准确地说,它只能说明中西部头部大城市,与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间的鸿沟在逐渐填平。

最典型的如成都,过去四十年来,与北上广深经济体量的差距逐渐缩小。1998年上海GDP是3801.09亿,而成都是961.9亿;2017年,上海是30133.86亿,成都是13889.39亿。

2010 年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省际流动人口就有6992万,占全国省际流动人口8588 万的81%。

东部的省际流动人口,大部分都来自中西部省份。这也说明,像四川这类中西部地区,人们的务工选择偏向于遥远的外省。

所以换个角度看,中西部省份将省会做大的战略意图很明确,那就是为外迁的人口,打造有吸引力的强省会,为回流人口提供经济和收入的高地。

在成都和重庆逐渐做大后,五大城市群之一的成渝城市群,成为人口流入的重要聚集地,很多原本想着远赴珠三角的外出务工人员,可以就近择业。

这种促进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城市群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源,进而汇聚人口;而人口的到来,则为城市群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和第三产业的消费空间。

在成渝城市群大发展的同时,四川人外流趋势将逐渐减缓;那些占领全国的四川人,也许还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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